上周，著名滑稽表演艺术家王汝刚再次连任中国曲艺家协会“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”副主席。当接过中国曲艺家协会外联处领导专程来沪为其颁发的证书时，即将迎来本命年的王汝刚笑着说：“前几天不知为何接到不少关心我近况的电话，从美国、澳洲到欧洲，还有香港、台湾的多年老友。如此看来，连任这个副主席，我还真是有点“国际影响”的嘛！”

  最近大家都沉迷于对90年代的怀旧，90年代有个热词叫“万元户”，但滑稽名家王汝刚却是“万卷户”——家里藏书万本，“就像每天拥着宝藏困觉，特别有安全感。”从上海人民滑稽剧团退休后，生活最大的不同，就是比以前多出了不少时间，可以细细将家里的藏书翻出来阅读。有时候翻着翻着，他还会寻找自我当年做的许多心得笔记，打开笔记，便犹如开启了时间胶囊，往事一幕幕重回眼前……

  值此龙年新春佳节，就让我们随着王汝刚老师一同搭乘这趟时间快车，回到过往的数个龙年——温故知新，不亦乐乎！

  1976，丙辰龙年。知识青年王汝刚从插队落户的江西农村返沪刚刚一年。初回老家上海的他，被分配到离家不远的上海金属表带厂，经过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的培训，开始从事医务工作。终于能与家人团聚，日子过得平淡而温馨，但王汝刚心里仍然满怀对文艺的喜爱——在厂里，他因多才多艺被推选为团支部文体委员；业余时间，他把目光投向了工厂斜对面的虹口区文化馆。

  有一天，看到文化馆曲艺队在招收业余曲艺爱好者参与演出，他兴冲冲地报了名，很快就被录取，参与了滑稽界老前辈笑嘻嘻、绿杨担任艺术指导的《满意不满意》，与张樵侬、范哈哈一同登台表演——王汝刚饰演的冒失鬼“小无锡”，虽然只有三句台词，但他却在舞台上将三句演绎成了三十句，还大获好评——被滑稽表演大师杨华生、笑嘻嘻、绿杨三人，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，喜的是滑稽界后继有人，发现了一棵好苗子。

  演出结束后，杨华生、笑嘻嘻一行就来到了王汝刚所在的表带厂。滑稽大师亲临，工人们一阵轰动。而大师此行的目的，是向工厂“商借”王汝刚去演出——当时杨华生尚未被，他和笑嘻嘻依托原大公滑稽剧团，正在筹建“上海人民滑稽剧团”，求才若渴。他们向王汝刚保证：“小伙子，等以后我们滑稽剧团恢复，一定请你同台演出。”

  王汝刚心里别提多高兴了，他从小就喜欢文艺，小时候就因为擅长讲故事赢得过上海市的比赛。“六一儿童节的时候，班级里排演节目，让小朋友自己回去找剧本。我当时住在大世界附近，跑到福州路去买了一本《三毛学生意》的剧本，一边看一边笑，开心得不得了。”当年往事依然历历在目，“我还舍不得一下子看完，规定每天只能看几页，笑一阵，然后赶快把书盖起来，明天再看，再笑”。

  能与滑稽大师结缘，是王汝刚人生轨迹的转折点。“当时工厂同意我去演出，工人师傅也跟我开玩笑，说：你和鲁迅先生一样嘛，要弃医从文了，也好，跟病人打交道，总要皱眉头，还是滑稽戏好，经常有得笑。”但是没想到，“弃医从文”的事，在父亲那里却吃了一堑。在王汝刚的父亲看来，家里没有人“吃开口饭”的，反而医务工作稳定又长远。“我在弄堂里是出了名的孝子。当时母亲去世不久，我和父亲相依为命，因此对他的意见很看重。”王汝刚说，“虽然不能从事文艺工作肯定是一种遗憾，我也还是准备接受父亲的意见，往行医道路发展。”

  让他没想到的是，杨华生与笑嘻嘻锲而不舍，抓住这棵好苗子不肯放手。他们亲自来到王汝刚居住的弄堂——无疑又在弄堂里再次引起轰动——目的是为了直接拜访王汝刚的父亲，跟他做做思想工作，希望他能支持儿子加入滑稽剧团。“两位老师讲话是很有语言艺术的。他们也没有说你儿子必须来剧团，反而跟我父亲推心置腹地聊起了生活中的遭际，末了还承诺说，滑稽剧团需要我这样有文艺特长的年轻人，加入剧团以后，他们不会让我吃亏的。”

  就这样，两位艺术大师说动了王汝刚的父亲。晚上他下班回到家，父亲平静地说：“今朝两位老师来过了，侬岁数也不小了，有些事情侬就自己做主吧。”王汝刚心里乐开了花：“父亲等于是开绿灯了。回想起来，我真的很感激几位老师给我这个机会。”

  入行十多年，王汝刚抓紧一切机会刻苦学习，他动脑筋打磨作品，记下了一本又一本案头笔记，内中满满都是关于滑稽戏的心得体会。

  转眼到了1988龙年，这一年的春节，新民晚报社联合上海人民滑稽剧团，主办了名为“小滑稽迎龙年”的大型演出，在美琪大戏院连演两天，面向全社会公开售票，场场座无虚席。当时名列龙年“小滑稽”的一共有八位滑稽戏演员：王汝刚、周庆阳、林锡彪、沈荣海……八位“小滑稽”同台演出，一炮打响，在上海文艺界闯出了名堂。演出第二天，《新民晚报》以整版刊载演出报道，《解放日报》《文汇报》也紧随其后，做了大篇幅的报道，让滑稽艺术再次深入人心，也让“小滑稽”们自此确认了艺术地位，一步步向高峰攀登——王汝刚自然是其中最为闪耀的一位，在“小滑稽迎龙年”演出上，他一人主演了《补婚》与《头头是道》两出节目，具有现实意义的内容获得了观众深深的共鸣。

  其实早在一年前，王汝刚已经因为“王小毛”而声名大噪——1987年的5月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推出新奇有趣的《滑稽王小毛》，很快成为全上海市民每晚6点必定蹲在收音机旁等待电波送到的热门节目，一句“啊哟喂，我是滑稽王小毛”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欢乐时光的开启。开播仅三个月，收听率就居电台文艺台第一名，在以后的十年中也一直牢牢占据领头羊。当时的演播团队里，“王小毛”由王汝刚、林锡彪、姚勇儿、沈荣海四人组成，很快，“王小毛”就成了王汝刚的代号，观众见到他，都不称呼本名，直接叫他“王小毛”。热情的观众来信像雪片一样飞往电台、飞往剧团、飞往王汝刚的家，甚至信封上不写具体地址，只要写上“上海王小毛收”，也能顺利送达王汝刚手里。不只是上海，整个江浙沪，只要电波能够辐射到的地方，听众都迷上了“王小毛”——他们热情地关心王小毛到底何时结婚，还给他提各种各样的建议，完全把他当成了生活中亲近的朋友。

  但王汝刚知道，在观众的偏爱背后，自己“盛名之下其实难副”。反而是“小滑稽迎龙年”那场演出，对他来说就像是“开窍”了：“忽然像走进了敦煌宝库的门，一通百通，知道有哪些东西需要去学习，去研究，明白舞台是自己一辈子的追求。”

  此后，王汝刚的演艺事业如同龙腾虎跃，一飞冲天，他相继获得了中国曲艺“牡丹奖”表演奖，中国电视文艺“星光奖”，中国电视剧“飞天奖”，还有上海戏剧“白玉兰奖”主角奖。不仅在滑稽戏舞台大放光彩，佳作迭出，也受邀客串出演了多部影视剧，比如被人惦记至今的《股疯》，还有《股啊股》、《男人的世界》（还兼任副导演）、《考试一家亲》、《红茶坊》……他说，自己只演喜剧，而且只在业余时间客串，他最大的功夫，还是下在滑稽戏舞台上。

  1988年一炮打响之后，他想到自己不存在正式拜过师，于是与自己的三位伯乐非常亲近——在滑稽戏演出上，杨华生老师为他作总体把关，笑嘻嘻老师会手把手地教他演出独脚戏，而绿杨老师会在语言和抖包袱的节奏上为他指点迷津。在他的成名道路上，离不开这三位恩师的无私帮助。

  在剧团里，王汝刚有个“雅号”叫“无事三百里”——每次演出到了一个地方，他都要到人气最旺的地方去逛逛：菜市场、公园，哪里老百姓最多，他就去哪里。“听他们的谈吐，看他们的礼仪。”凭着这样的“无事三百里”精神，他掌握了十多种方言，回到舞台上，熟练的九腔十八调总能引来观众发笑。“方言也要懂得做加法和减法。”王汝刚说，“比如说到了苏州，我就做加法，把正宗的苏州话，再加上当地的俚语俗语、当时的流行语，通通加进去，观众听了觉得丰富、过瘾；回到上海演出，去掉俚语俗语，只讲标准苏州话，观众听得懂，笑的神经就能被拨动；等到离开江浙沪了，继续做减法，务必要让观众听懂，听懂是共鸣的前提。”

  除了逛街听取乡音一片，王汝刚还有两大爱好：一是交朋友。“从专家学者到平头百姓，三教九流都有。我一直相信‘高手在民间’，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他们的法宝，上台演出的时候，他们的灵气好像也会附身在我身上一样，让我可以把人物塑造得栩栩如生。”演《复兴之光》的时候，王汝刚饰演的“阿福”需要从十几岁小孩一直演到百岁老人，“老人的形态、声音，靠自己想象是演不好的，我就去养老院拜访百岁老人，观察他们的语气神态，回来用‘形体造型’‘声音造型’的方法加以再现”。

  很多成功的角色，都是王汝刚经由这样的交往打磨而成。有一次为了塑造滑稽戏《明媒“争”娶》里一个“关亡”的媒婆形象，他甚至自己跑到浦东去找跳大神的神婆来观察她的一举一动。

  另一个爱好也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启发了王汝刚的表演——他是国画爱好者，与国画大师程十发、戴敦邦交好，还被程老亲切地称为“我的一位不学画的学生”。虽然自己不画，但王汝刚十分喜爱看别人画：“看大师画山水、大写意的时候，泼墨如云，随意几笔，淋漓尽致；需要‘收’着的时候，又会惜墨如金，用最少的笔触去为画面留白，赋予更广阔的内涵。”他觉得这和滑稽戏的抖包袱很是相像，“该出噱头的地方就要泼墨如云，毫不吝惜；可是对于有些过犹不及的噱头，却要懂得收敛，晓得惜墨如金的道理”。

  2000年，又是一个继往开来的龙年，上海人民滑稽剧团的老团长退休，接力棒被交到了王汝刚的手里。刚刚接到任命时，王汝刚内心有点抗拒——当时的滑稽剧团，戴着国营的帽子，经济上却缺少支持，四个字“自负盈亏”就让他感觉喘不过气来。“当时国家单位福利是蛮好的，退休工资、员工福利、家人医药费都有保障，但这也代表着一分一厘都要靠剧团自己挣出来。”王汝刚记得当年退休的老艺术家们也会经常回来看望大家，帮忙出主意，临走时总会留下一句话：好好做，我们的退休工资全靠你们了——这更让他感觉压力山大。

  他接下了这个重担，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：“艺术上可以挑担子，而管理上希望琐碎的事情不要太多。”于是他有了自己的常务副团长，“回想起来，当时虽然压力山大，但有两个有利条件还是给了我们很大鼓励，第一是团结——我们剧团演员都非常团结，经常在一起民主协商，大家都很支持我的工作，能够抱成一团；第二是文化市场兴旺，滑稽戏受到观众喜爱、捧场。靠着这两个有利条件，我们放眼长三角，像上山下乡一样，自己到处去寻找演出市场。同事们都笑说我们好像户口不在上海一样，一年最多的时候创下过演出700多场的纪录，等于每天2场”。

  《活菩萨》《复兴之光》《明明白白我的心》《新糊涂爹娘》《幸福指数》《今天他休息》《上海的声音》……创作出这些观众喜爱的好戏，王汝刚带领滑稽剧团走出上海，甚至走出长三角，走遍了大半个中国，用票房说话，经受住了市场考验，也实现了他对剧团最朴素的承诺——员工工资绝不打折。最困难的时候，他自己去拉赞助，把拉来的经费（有时多达百万元）都投入了剧团建设。

  “我对剧团提了一个要求，我说我们别退步，我们大家可以原地踏步，但我们更要一直进步。”王汝刚说。为了滑稽戏后继有人，在紧张的创作和演出中，他还注重培育新人——2001年，东方电视台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举办“江浙沪滑稽新秀大赛”，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取得总分第一：青年演员钱懿获全能金奖，陈靓获说唱金奖，潘前卫获独脚戏银奖，堪称大丰收。从2000年接棒，到2022年退休，王汝刚当了22年的团长，硕果累累，不仅人才辈出，佳作纷呈，剧团被评为全国先进单位，他自己也被中宣部评为“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。成功胜任了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团长之后，他还担任了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和上海市文联副主席，在更大的舞台上发挥自己的能量。

  回首往事，却是筚路蓝缕，冷暖自知。有一次剧团去嘉兴演出，借了工厂的汽车出发，开到半路却熄了火。此时大雨倾盆，车子一动不动，王汝刚急得火烧眉毛——当晚他们就要登台演出，一分钟也不能迟到。情急之下，他跳车跑到路上，向每一辆路过的车辆求援——一位素不相识的个体户认出了他们，答应给剧团搭便车——这一天，剧团成员就这样通过“扬招顺风车”，先后搭乘三辆车分批赶到嘉兴，准时登台时浑身已经湿透，台下观众也十分感动，报以热烈掌声。

  六十岁，人生一甲子。时间走到了2012龙年，王汝刚到了花甲之年，这一年恰好也是上海人民滑稽剧团建团60周年（前身为“大公滑稽剧团”，创建于1952年），对人生抑或对剧团而言，都是特别的年份。

  这一年里，最值得庆贺的事情，莫过于此前滑稽戏“独脚戏”项目刚刚经国务院批准，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（2011年5月23日）。申请获批国家级非遗并不是特别容易，需要讲清楚滑稽戏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影响力。但王汝刚对此非常有信心，亲自梳理了上海滑稽戏的历史渊源：“作为江浙两省喜闻乐见的曲艺形式，20世纪30年代以后，上海滑稽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，诞生了滑稽三大家：‘老牌滑稽’王无能、‘社会滑稽’江笑笑与鲍乐乐、‘潮流滑稽’刘春山，而我们剧团的笑嘻嘻、杨华生正是第二代传承人，笑嘻嘻是刘春山的学生，杨华生是鲍乐乐的学生，一路血脉相承。”

  申遗成功后，杨华生和王汝刚也成为国家级“非遗传承人”，王汝刚为这个新身份感到高兴：“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国家对文化工作的支持又上了一个台阶。”

  2006年，在王汝刚的带领下，上海人民滑稽剧团首次将全本滑稽戏带出国门——《七十二家房客》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剧场、大阪邮电剧场相继上演，引得异国观众捧腹大笑，场面很是轰动。“以前虽然我们也带过节目去海外十几个国家交流，但是像这样整本大戏出国演出，这是第一次。”王汝刚还记得来捧场的观众中，有在日的中国人，也有日本市民，“日本观众非常热情，他们看完戏之后还会在后台等着演员，和我们打招呼”。为了让日本观众更好地入戏，王汝刚想了很多因地制宜的办法，比如减少语言表达，增加动作成分，发挥滑稽戏短小精悍的特长；再比如邀请了几位日本笑星加盟，让中日喜剧演员的碰撞，更好地挑动观众笑的神经。

  转眼又是12年过去，2024龙年来临之际，王汝刚虽然已经退休，却从未离开舞台——上周，王汝刚再次连任中国曲艺家协会“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”副主席。当接过中国曲艺家协会外联处领导专程来沪为其颁发的证书时，即将迎来本命年的王汝刚笑着说：“前几天不知为何接到不少关心我近况的电话，从美国、澳洲到欧洲，还有香港、台湾的多年老友。如此看来，连任这个副主席，我还真是有点“国际影响”的嘛！”

  接受聘书的同一天，王汝刚还欣然收下第九个新徒弟——德国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会长、德国不来梅大学（Universität Bremen）生物认知系统系教师、青年喜剧演员刘辉。“刘辉是上海人，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在德国高校里担任教师，作为优秀的华侨青年，这些年来教学之余一直在欧洲努力传播、弘扬中国的曲艺艺术。在“国际说唱艺术联盟”的牵线搭桥下，我认识了这位小老乡，几次在欧洲访问演出时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次有缘在中国曲协有关方面领导的见证下正式收他为徒，我很欣慰。我希望他能好好运用自己在学术、语言上的优势，把家乡文化，海派文化的代表——滑稽戏介绍、传播、弘扬到欧洲，做一个讲好中国故事的新一代曲艺人。”望着爱徒，王汝刚说出了自己的心愿。

  与此同时，他依然是上海人民滑稽剧团荣誉团长，依然是“非遗传承人”——去年，王汝刚还在都市喜剧《宝兴里》中出演了一个9岁来到上海、大半生都居住在金陵东路“宝兴里”的“花家阿公”。姜还是老的辣，一出场就引发观众阵阵笑声。而当“花家阿公”摇着蒲扇坐在藤椅上追述往事时，观众的思绪又随他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，感动非常。这一出“宝兴里”弄堂居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而百宝齐出的喜剧，最终刻画出了老上海人“故土难离”的情愫。曾经“七十二家房客”的生活，虽然环境逼仄，却也满是人情味。

  “我的心还是和滑稽戏连在一起。”王汝刚说，“只要有机会，有合适的剧本，我始终愿意上台演出。越剧名家袁雪芬很早以前就给我提出过建议，说滑稽戏应该改名为‘上海喜剧’，近年来我越来越赞同她的提议——滑稽戏应该是海派喜剧一种，它需要传承，需要创新，更需要融合——时代不同了，闭关自守是不行的，我们要吸收新的表演，新的题材，新的时代内容。现在喜欢滑稽戏的青年观众少，说明我们的融合程度还不够。到底是观众‘就’滑稽，还是滑稽‘就’观众？我想我们创作思路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先搞清楚青年观众想看什么，再去融合各种表演方法。”

  近日电视剧《繁花》热播，沪语版更是在上海掀起了一阵“重说上海话”的热潮。王汝刚也深有感触：“沪语文化兴起是非常好的，我作为市人大代表，也常常呼吁对方言的传承保护。现在我们的大城市，看起来都差不多，像是水泥森林，而语言却是城市的血液和灵魂，让地方方言活起来，城市会更加‘鲜龙活跳’。上海人有句话叫‘侬发发声音’，现在人家《繁花》发了，我觉得就是好事，不要去挑剔有几个音不够准确，好像有点‘洋泾浜’，上海话本来就没有统一标准，是五方杂处的结果。”

  《繁花》掀起的90年代怀旧热潮方兴未艾，王汝刚也想起了一件旧闻趣事——90年代《青年报》曾经写过一篇报道，说“沪语就快消失了”，建议为保护方言，“应该让王汝刚讲一段上海话，封在易拉罐里，收藏在人民广场当中，过几十年以后挖出来听听看”——俨然是上海话的“时间胶囊”了。幸好，《繁花》向大家证明了，沪语并未消失，沪语热一点就着，一触即发。这方言的基础还在，未来滑稽戏的发展就大有可为。